中轴线申遗成功是北京从“文化资源”到“文化符号”转变的重要节点
2024年，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，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一条贯通古今、纵贯京华的轴线，从此不再只是历史文物的集合体，而跃升为世界文明认知中的中国文化符号。它所承载的意义，远不止一纸认定或一场庆典，而是标志着北京在国家文化战略中的定位实现质的跃迁——从“文化资源”的承载地，转变为“文化符号”的生产者、塑造者与传播者。这不仅是一次城市空间的文化重估，更是一次国家文明表达方式的深层变革。中轴线的申遗成功，是北京从“讲述历史”到“代表国家”的关键节点，是首都城市文化在新时代国家形象工程中完成语义升格的转折点。
第一，中轴线申遗成功是资源的逻辑已过，符号的逻辑正在开启的重要标志。文化资源意味着“拥有”，而文化符号意味着“表达”。资源是城市对历史的继承，而符号则是城市对未来的投射。北京中轴线的历史价值毋庸置疑，但真正让其申遗意义非凡的，是中国将其纳入国家文化战略的思维转变——不再满足于文化资产的保护与修复，而是有意识地将其作为国家话语、文明秩序与价值观念的“象征性存在”对外输出。中轴线不仅是一条城市结构的空间线索，更是一条文明秩序的隐形脉络。它体现了“中”的哲学理念、礼制文化的空间实现、王朝更替的历史轨迹和现代中国“秩序与和谐”价值体系的空间隐喻。这正是申遗成功的关键所在：它不是申一个地标，而是申一个文明的空间表达形式。当中轴线从历史地标上升为文化符号，其逻辑已然改变——它不再只是“被看见”的文化遗产，而是“能说话”的国家名片。这是文化外交的语言，是国家身份的代号，是文明软实力的接口。
第二，中轴线申遗成功是“国家文化空间观”的典范实践。每一个文明大国，都有其标志性的空间象征。法国有凡尔赛，英国有白金汉，美国有华盛顿轴线。而中国有北京中轴线。它不仅串联起钟鼓楼、故宫、天安门、前门、永定门等地标，更构筑了一种超越物理空间的“国家文化空间观”。北京中轴线的独特之处在于，它将城市布局与国家意识形态进行了高度对接。从“以宫殿为中心”到“以中为尊”的城市结构，再到“中轴线—长安街”这一“纵横坐标”的隐喻构建，北京完成了从皇权象征到人民国家的叙事转型。中轴线不再仅是王朝中国的象征，更在新时代国家治理结构中，寓意着制度自信、文明延续与大国秩序。而这套空间符号体系的确立，使中轴线成为对外表达中国文明的一把钥匙。一如巴黎的香榭丽舍见证“浪漫共和”，中轴线也正在成为“文化中国”的空间发言人。它不仅让世界看见一个有根脉、有信仰、有秩序的中国，更提供了一种“空间即政治，文化即治理”的独特表达方式。
第三，申遗成功是文化制度建构的阶段性胜利。中轴线申遗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一次历时二十余年的系统性制度工程。从文物修缮、居住腾退，到法律保护、学术研究、公众教育，再到国际申报、遗产展示、传播表达，这场申遗运动不仅是一项行政工程，更是一场制度建构的综合实践。它体现出中国在文化治理中的系统性能力，反映出国家在文化主权与文化表达方面的战略自觉。通过中轴线，中国不仅在联合国体系中赢得了“文化正当性”的认定，更在世界舆论场中取得了“文明表达权”的战略主动。这一成果背后，是文化战略从“重物”到“重义”、从“修文物”到“塑国家”的根本性转变。这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文化领域的具体实践。中轴线的申遗路径，恰恰印证了国家治理逻辑的递进：从资源识别到制度确立，从理念传播到国际话语的共识建构。这不仅是一项成功的文化遗产保护案例，更是一项典范的文化国家工程。
第四，中轴线申遗进一步成功启动了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的“物理引擎”。软实力从不是空中楼阁，它必须有具体的物理承载体。而中轴线，正是这种文化软实力的“硬支点”。它使抽象的价值观变得具体，使文明的连续性变得可见，使国家叙事拥有可以被感知和认同的“共鸣空间”。未来，北京以中轴线为核心，将逐步形成国家文化输出的空间高地。从“中轴线博物馆带”到“全球中轴文明论坛”，从中轴美学的设计语言延伸到电影、动画、展览等文化产品的符号嫁接，这条线所能承载的，不只是历史，更是未来。它将推动北京从文化旅游城市转变为文化外交城市，从历史存量城市跃升为文明表达城市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将激发全国范围内对于“文化符号化”的整体觉醒，让更多城市开始思考：我们的文化资源，能否成为文化语法？我们的文化遗产，能否转化为全球理解中国的钥匙？
中轴线的申遗成功，不只是北京的一件文化大事，而是国家文明叙事转向全球表达的一个战略节点。它昭示着中国已经从文化资源的大国，走向文化符号的大国；从历史记忆的守护者，走向价值观念的传播者。这条贯穿古今的轴线，正在成为新中国文化战略的主线。在全球文明多元共生的时代，中国需要讲自己的故事，用自己的语言、空间和逻辑。而中轴线，正是那个能讲故事、能起共鸣、能生共识的中国文化超级符号。文化的未来，注定属于那些能将记忆转化为力量、将历史转化为语言的国家。而北京，已经迈出了关键一步。
作者：朱松岭 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、教授
